古代田亩清丈抗战前“寄人篱下”

2017/8/29 10:00:13曲雁羽收藏

  

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制度的颁布施行，叩响了华夏千年奴隶制社会崩溃的丧钟，揭开了中国土地私有的新面纱。自此，田赋作为“明媒正娶”的国家正供，成为文明古国税收舞台上的主角，滋养着生生不息的炎黄子孙。田赋制度这块沃土给王朝带来丰厚脂膏的同时，也滋生了瞒报、少报田亩数量的乱象。鉴于此，清丈土地数量统计粮食产量应运而生，历经王朝更迭千年不衰，在中国粮食经济发展史上泼墨了一抹重彩。时光列车行进至国民政府时期，粮食统计工作未设专门机构，在兼管中亦步亦趋地前行。  

寄于立法院之下  

1928年，国民革命军在白崇禧指挥下，占领平津，进抵滦河流域，奉军退至关外，北洋军阀势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国际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统一。北伐炮火的烟灰尚未散尽，盘根错节的地方军阀却各怀心态，国外势力也开始蠢蠢欲动，华夏仍处于风雨飘摇中，粮食统计工作在此背景下亦步亦趋地前行着。  

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立法院内设统计处，担负编制有关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及其他单行统计报告之责，其有关粮食与农业统计，主要包括举办实地统计调查和汇编调查所得的统计资料。统计内容包括：农户的田地亩数、各种农作物的耕种种类、播种面积、粮食产量、收获量及价值等项。  

通俗地说，国民政府没有设立粮食统计专门机构，而是通过立法院采取直接派员参与或委托其他机构代为调查两种方式，来完成粮食资料的统计工作。  

两种统计调查方式中，委托各地县长、邮政局长采用通讯调查方式统计粮食数据，在当时应用比较广泛。据王一夫的《新中国统计史稿》记载：“全国1900个县中的1359个县举办，调查内容包括农民人数、土地面积和农户数量等。”可见规模非同一般。随着国民政府内设机构的调整，粮食统计工作的“群主”也相应发生着变化。  

“群主”变兼管未变  

1935年秋季，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统计室负责全国社会经济的统计工作，但其“并非主要以粮食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为统计对象”  

（《中国粮食统计简史》），粮食统计工作仍处于部门兼管中。  

其间，部分省、直辖市粮食统计调查工作也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江苏、上海比较典型。1933年，江苏省粮食生产喜获丰收粮价暴跌，为防止谷贱伤农，政府拟定了调节粮食供需办法，决定对粮价过低地区由政府保护价收买。《江苏省政述要（民国22年10月至25年9月）·行政管理》（陈果夫主编）详细记载了省政府收买粮食的状况，对于粮食收买的“次数”“农作物”种类、“收买数量”“收买时之平均单价”“收买时当地平均市价”等情况均有统计，凸显了当时省级部门粮食统计工作水平。1934~1935年江苏省还分别开展了清理田赋和主要农产调查工作。  

上海粮食委员会从精细处着手，对食米及米业展开全面调查，内容涵盖食米种类、供需、运输及米业交易、金融、米价等，调查细微程度十分罕见。如，对于粮食的销售，已分作粳米、籼米、糯米、洋米等类；食米种类的调查，分别就糯、粳、籼3类稻米，按产区的差异和收获的迟早分为11组，每组各就其品种、产地、销售状况、食用品质等项内容予以调查。  

总的来看，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以前虽然没设专门机构负责粮食统计，但已把此项工作纳入国民经济统计工作的“篮子”，在兼管中不断推进和完善。  

□曲雁羽作者单位：吉林省吉林市粮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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