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农耕文化寄语“粮食志”
2017/9/12 10:07:01粮油市场报网收藏
编者按
著名农史专家,1920年生,浙江省温州市人,浙江大学教授。著有《稻作史论集》《中国稻作史》《农史研究文集》《中国稻作文化史》等,《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史卷》主编兼撰稿人。
中国历史,从某种维度来说,就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粮食史。为更好地沉淀粮食历史,传播粮食文化,本报特推出“粮食志”专栏,期冀博汇五谷传奇、书写粮食新史。著名农史专家、《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主编游修龄教授,著名粮食学者、粮食储藏领域资深专家靳祖训教授对专栏寄予厚望,欣然挥毫撰文,祝愿“粮食志”专栏开办成功,烹制出一道精美的粮食文化盛宴。
本期特别刊出游修龄教授的寄语和专论。
中国农耕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并非偶然,黄土高原的土层深厚,土质肥沃,可以不施肥而丰收,在铁器农具发明以前,只需用木质的耒耜,用脚“跖耒而耕”,就可以松土播种了,这在当时森林茂密、空无人烟、铁器农具又未曾发明之前的长江流域,是无法做到的。
还要指出的是5000年前的黄河流域到处分布着大小湖泊,雨量也较现今丰富,非常适宜农业生产发展。
一黄河流域种植的黍粟稻菽等作物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个始终困扰着原始农民的一个大问题。想来想去,只能归之于上天和祖先的恩赐。上天是日月星辰,祖先是后稷和神农。后稷是传说中周族发明农业的祖先,稷即是粟(也有主张是黍,但以粟为是),两者都是当时黄河流域的主粮。
神农则比较广泛,说他是发明种植五谷(禾、黍、稻、麻、菽)之神,神农的信仰遍及黄河长江流域。
禾黍稻麦菽只解决食的问题,还有个衣着起源的问题。衣着之神名嫘祖,是位女性。神农是男性,把嫘祖和神农结为夫妻,人的衣食来源之神的问题都解决了。后稷不是男子,后稷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领袖,当然是女性。世界各地各民族都有农神的传说崇拜,世界所有的农神都是女性。唯独中国的神农是男性,为什么呢?其实,母系氏族时期的神农氏也是女性,后来父系氏族社会取代了母系氏族,神农也跟着变成了男性。
蚕神嫘祖的神话故事起源于四川。四川古代单称蜀,这“蜀”字的结构,包含着非常丰富的蚕文化内容,无可辩驳地表明四川是中国蚕丝的原产地。有史以后的黄河长江流域,蚕丝业的兴旺发达,是蚕文化沿长江从上游向下游传播的结果,其末端一直延伸到朝鲜、日本。棉花是迟至宋朝以后才传入内地的,所以古代文献所指的衣食农桑并举,和棉花无关。
上面介绍的中国农业和蚕桑的起源问题,是从神话传说给出的解释。但人们所要追溯的是这么多的粮食作物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最后只能是上天的恩赐。为了祈求这种恩赐年年不会中断,必须对上天和祖宗进行不断的祈祷,祈求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所以祭祀成了农业生产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祭祀包含着丰富的中国式的农耕文化内涵。
祭祀天地祖先,离不开敬酒,酒必须用糯米酿造,所以早期人们种植的稻米是糯米,吃的也是糯米,至今一些少数民族的主食还一直是糯米。汉族至今元宵节吃汤圆、清明节吃清明饼、端午节吃粽子、九月九吃重阳糕等都必须用糯米,这是糯米在退出主食地位之后,屈居副食地位,但始终保持糯米文化的光彩地位。
二农耕文化的载体,包括两大类:一是口头世代相传的农谚和民谣,绵延不绝;二是汉字记载,积累越来越丰富。农谚口头传承的历史悠久性是非常惊人的,1958年,我组织农学系学生下乡调查收集农谚,在温州农村收集到一句农谚:“狂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使我大吃一惊,因为这话在《老子》23章里是作“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两者只有“狂”和“飘”及“暴”和“骤”的差异,但意义完全相同。
我们把这些农谚加以整理,于1965年出版了《浙江农谚解说》。这书引起全国的注意,接着由中国农业出版社组织人力,于1970年出版了上下两册《中国农谚》,共收集到全国各地流行的农谚3万条之多,十分宝贵。
农耕文化除了口头传承的农谚之外,更重要又丰富的当然是历代积累起来的农书。中国的农书从春秋战国时即已出现,但都失传了,留传下来集大成的是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反映了黄河流域到5世纪时期的北方农牧业生产技术的杰出成就。那时南方还是地广人稀,未曾充分开发。
随着唐宋以后南方农业的迅速发展,农业技术也进一步沿着宏观(全局性)和微观(地区性)两方面发展。继《齐民要术》之后,宏观全局性的大型农书,有元朝的王桢《农书》、明朝徐光启《农政全书》、清代官修的《授时通考》。与此同时,结合地区农业特点、富有地区特色的小型地方农书大量涌现,它们的内容从粮食生产扩大到果树、纤维、蔬菜、花卉、特产等方方面面。据《中国农业古籍目录》
的统计,共达2084种之多。
值得着重指出的是,从宋代开始,又新增了一种通俗形象化的宣传普及农业知识的媒介———《耕织图》。
三农耕文化的特点是农民一年四季的春耕、夏锄、秋收、冬藏,不能离开土地。世世代代、子孙繁衍,形成了庞大的聚族而居的宗族。聚族而居的农民,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如果遇到意外的自然灾害,或大规模的战争,像西晋永嘉之乱、匈奴攻陷洛阳、唐朝的安史之乱等,都引起北方人口包括名门望族及普通百姓、特别是大量农民向南方大迁徙的浪潮,农民们每到一个新地方,安顿稳定下来之后,便重新开始农耕,最为典型的便是客家人。唐以前的南方远未开发,农业生产落后,北方农民南迁,也带来北方农业的先进农具、技术,迅速促进南方农业发展。唐朝是个很重大的转折点,唐以后,农耕文化从此扩大为全国性的局面,一直延续至今。
农耕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对环境的敬畏和尊重。我们的祖先从反复的实践中认识到对森林及其资源的正确利用,即所谓“用养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先秦古籍中充满了保护山林川泽、“以时禁发”的告诫和法令。如孟子说:“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管子甚至提出“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管仲认为自然界中人和动植物之间的相互平衡,是客观的规律:“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焉(均即平衡),而未常变也,谓之则。”农耕文化的“土壤”是人口,人口的多寡、品质和分布,决定农耕文化的兴衰。人口南多北少的局面,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未来恐怕也不会倒转。
(本文为游修龄教授著作《农耕文化漫谈》一文节选)
责任编辑:万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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