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改革与农水事业

2023/9/14 10:33:57裴会永收藏

□裴会永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使西汉国力达于强盛，开创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汉武盛世。为筹措军费、巩固边防，武帝加强了中央集权和国家调控，在解决财政不足问题的同时，抑制工商业的畸形发展。而移民屯田、兴修水利等重大举措，则调整了农业生产关系，促进了农业生产力发展。武帝在协调处理农业和商业关系上的治理实践，为后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

1987年，在敦煌的戈壁滩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现一枚完整的悬泉置邮书简。1990年冬，悬泉置遗址被正式发掘。目前，这座唯一经考古发掘的古丝路驿站，先后出土了7万多件文物，其中包括3万多枚汉简。

邮、置都是邮驿机构的名称，步传为邮，马传为置。专家考证，正是在汉武帝时期，增加马递和骑置，“改邮为置”。敦煌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悬泉置的设置，主要是为了传递公文、接待使团。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平定两越，开发西南夷，北击匈奴，并将中原王朝的版图拓展至西域。但连年战争使得国力消耗达到惊人的程度，为解决财政危机，缓和社会矛盾，武帝采取了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财经改革新举措，发展官办工商业，遏制土地兼并。同时，大兴水利，移民屯田，通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调整农商关系，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

经济改革

从元光二年（前133年）开始，西汉王朝不断出击，大规模反击匈奴，取得了匈奴远遁、边陲无事的明显成效，但也带来财力物力的巨大消耗。加上降人给养、募民实边、兴修水利、赈济灾荒等诸多支出，国家财力面临巨大考验。

元狩四年（前119年），西汉在抗击匈奴的漠北之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彻底扭转了汉初以来被动挨打局面，但也使朝廷财政匮乏的艰难处境彻底暴露，朝廷连军饷都发不出来了。为解决财政危机，武帝实施了算缗告缗、盐铁专卖等新经济政策。

改革币制，行用五铢钱，将铸币权收归朝廷。武帝下令由中央水衡都尉所属的三官（钟官、辨铜、技巧）负责铸造五铢钱，作为全国唯一合法的货币。严禁地方郡国和私人仿铸，旧时的货币，一律销毁作废。

颁布算缗令，向富商大贾加重征收财产税。算缗令发布后，应者寥寥，富商大贾非但不佐国家之急，反而隐匿财产。武帝大怒，颁布告缗令，凡举报偷税漏税，可以得到被举报者一半的财产作为奖励。通过告缗令罚没的大量钱财、土地，西汉朝廷分别作了处理。钱财储藏于上林苑内，土地一律充作国家的公田。

实行盐铁专营，开办官营工业。官府设置盐官，募民制盐，成盐由国家全部收购，其后的运销统归官府操办，盐价由国家统一定价。官府设置铁官，铁矿的开采、冶炼以及铁器的锻造，由官府雇佣民工或者监派的囚犯承担，铁器的销售由官府负责。盐铁官营禁止私人生产、经营盐铁，通过寓税于价的专卖方式，将富商的盐铁之利夺归于中央。

实行均输法，开办官营商业。官府以各地所收赋税为底本，进行地区间的官营贩运贸易，根据市场价格，将货物运到价高或急需这些物资的地区销售，由此获得可观的商业利润。在均输法创办之前，武帝已采取诸如算缗、告缗、算车船等举措，罚没商人的财产，将商人的车、船运输工具收归官府，为官商从事远程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

元丰元年（前110年），与均输法配套的平准法出台。官府在京城设置平准令，统一调配储备物资，“贱则买、贵则卖”，通过储备物资的吞吐，平抑物价，打击囤积居奇。

诸项新政的实施，充实了中央财政，对支持武帝经略四方，奠定祖国南方、西南和西域的疆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现了政策设计者“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改革初衷。豪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大量土地被收作公田，部分公田被用来安置失地流民、灾疫饥民及两越等内迁人口耕种。

大兴水利

经济改革为武帝兴修水利提供了财力支持。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武帝对此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说，“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时。”

关中地区水利建设最为扎实。漕渠是武帝时最早修建的一项水利工程。元光六年（前129年），朝廷准备反击匈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司农郑当时建议凿直渠，提高从关东到关中的漕运效率。武帝发卒数万人，历时三年，修成一条西起长安、东通黄河，航程300里的漕渠。和渭河水道相比，漕渠航程缩短了约600里，漕运时间从6个月缩减为3个月，漕运能力显著提高。漕渠还可灌溉田地一万余顷。

元鼎六年（前111年），武帝采纳左内史倪宽的建议，在郑国渠旁开六条小渠，弥补已经使用130多年的郑国渠灌溉效能之不足，称为六辅渠。

太始二年（前95年），赵中大夫白公主持修建“引泾溉田”渠道，渠长200里，建成后“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史称白渠。由于泾河含有较多泥沙，白渠也为关中平原带来了肥沃的沉积土壤。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白渠和郑国渠同为引泾渠道，相距较近，遂合称郑白渠。

武帝还在关中兴修了龙首渠、灵轵渠、成国渠等水利工程。龙首渠是一条引洛渠道，因开挖过程中发现恐龙化石而得名。为避免山体塌方，当时的工匠发明了“井渠法”，即开挖竖井，再凿隧道沟通竖井。此举开创了隧洞竖井施工法的先河。

古代治水离不开治河，武帝十分重视黄河的治理。元封二年（前109年）天旱，武帝决定利用黄河水量小的有利时机，堵塞多年未能修复的瓠子决口（今河南濮阳南）。他亲临现场，组织数万大军施工，命令砍伐淇园之竹阻缓水流，终于堵塞住决口。武帝还乘此项工程之便，利用“河道北行二渠”作为排泄洪水的水道，恢复了大禹导河的故道。

在武帝的倡导下，各郡县也大力发展水利事业。黄河、江淮各大流域，西北边远地区，多开挖灌溉渠，浇灌成千上万顷农田。“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

移民屯田

徙民实边，实行军、民屯垦，是武帝为抗击匈奴、巩固边防制定的军国大计，也是缓解人地矛盾、安置失地破产农民的重农新举措。

西汉的民屯早于军屯。元朔二年（前127年），西汉在反击匈奴的河南战役中大获胜利。此次战役后，“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募民徙朔方十万口”，移民所需住居、粮食、农具、种子、牲畜等，皆由大农支给。这是武帝时期民屯的开始。元狩四年(前119年）冬，因上年山东发生特大水灾，民多饥乏，武帝命令打开各地粮仓救济，仍不足，于是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诸边郡共七十二万五千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从元狩四年(前119年）起，随着匈奴的溃败远遁和大片土地的收复，西汉的移民屯田规模亦不断扩大。屯田区域已由朔方、五原及原属西汉的边郡扩展到新开辟的武威、张掖、敦煌等河西走廊一带。各边郡设置田官，带领移民凿渠灌田。

西汉的军屯，始于武帝元鼎年间。为了防御匈奴与西羌族联络，并保障西域的畅通无阻，元鼎六年（前111年），西汉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后来又在西域的轮台、渠犁（今新疆轮台、尉犁）等处屯田，每处“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这是西汉在西域屯田的开始。东瓯、闽越人口内迁至江、淮后，其旧地划入会稽郡管辖，武帝派军队驻屯。福建崇安县（武夷山市）的汉代遗址和铁农具就是当年的屯守者留下来的。

武帝通过军、民屯垦，加强了边郡戍守力量，减轻了军粮供应压力，加速了边郡的开发。广大失地农民有了可耕种的土地，客观上促进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漕政和仓政方面，武帝同样大有建树。汉初“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十万石”，而到了武帝时期，长安城人口不断增加，加上对匈奴的战争十分频繁，粮食需求日益加大。朝廷开漕渠，治理黄河水患，提高漕运能力，每年的漕运量达到400万石，最多时曾经达到600万石。京城著名的“敖仓”，也称“常满仓”，关东漕粮运输首先集中储存于此，再运向长安“太仓”诸仓或边郡。长安附近有“细柳仓”（主要供应细柳营屯军）和“嘉仓”（嘉禾仓）。云阳是对匈奴作战的军事指挥中枢，有“甘泉仓”。武帝令民入粟以取爵、免复终身，一岁间“甘泉仓满”。

社会稳定在任何朝代都非常重要。一旦发生灾疫，负责任的政府必然要救灾，这就是所谓“荒政”。武帝重视“荒政”建设，要求各地储粮备荒，一旦遇有灾荒，即能“开禁仓以赈贫穷”。武帝时期两度大规模动用地方仓储赈济灾民：元狩四年（前119年）“虚郡国仓以赈贫民”；元鼎二年(前115年)调巴蜀仓赈济贫民。

武帝晚年“深悔征伐之事”，强调“方今之务，在于力农”，提拔三辅农官赵过担任搜粟都尉，推广铁器牛耕，改革耕作技术。赵过发明了代田法，“用力少得谷多”。赵过还发明了新式农具耦犁、耧车，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

武帝对农业的贡献，还包括引进苜蓿、葡萄、石榴等植物，将中原的丝绸、掘井技术向西传播。《史记》载“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的大门由此开启，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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