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书记，一代伟业

2020/6/11 10:20:34粮油市场报网收藏

1920年至1922年，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先后走出国门，探寻中国革命的真理。1922年起，旅欧四人陆续回国，和毛泽东有了交集，共同开创了一代伟业。

毛刘成为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1931年秋，刘少奇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当时他的意见与奉行“左”倾路线的上海临时中央不一致。1932年3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撤销了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部长的职务，保留他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这时候中央苏区的毛泽东也因反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被解除军权。刘少奇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两人成了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1935年，随着抗日形势的高涨，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领导白区党的工作。此时，冒险主义已不占统治地位，但北方局还在执行错误指导思想，一有机会就搞集会游行、撒传单。刘少奇认为这样做太冒险，他把北平进步青年“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成“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激发了二十九军官兵的爱国热情，使他们转向同情爱国学生。刘少奇又秘密派人到二十九军上层军官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促使宋哲元站到了抗日群众一边。刘少奇领导北方局工作近3年，使华北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成为华北最大的政党。毛泽东称刘少奇“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善于独立自主开拓局面，他们很容易互相欣赏。但刘少奇有时讲话尖锐鲜明，在新中国成立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两人产生了分歧。

毛周终生互信互补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中，有一场重要战役和一次重要会议不能不提———漳州战役和宁都会议。

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来到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成了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顶头上司。临时中央提出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一个城市攻打，绝大多数人赞成攻打赣州，毛泽东反对。他认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敌军必守的坚城；而且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但周恩来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攻打赣州。结果，1.4万红军攻打了33天，赣州未破，红军伤亡达3000多人。经此一役，毛泽东提出，应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闽西发展。这一次，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攻打闽西的龙岩。4月10日，毛泽东率红军攻占龙岩，10天后攻占闽东南重镇漳州。漳州战役的胜利政治影响巨大，它是毛泽东、周恩来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

然而，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周恩来认为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提出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毛泽东认为既然自己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不赞成由自己“负指挥战争全责”。最终，会议通过了第一种方案。会后不久，又解除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交由周恩来兼任。从宁都会议的细节就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性格特点是强烈的独立自主，而周恩来的特点是纪律性很强，既服从组织，又善于协调。两人的性格互补已经体现出来。

宁都会议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李德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周恩来感到还是要把毛泽东请回来指挥战斗，这就有了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毛周合作始终，是终生的战友。

“没有朱，哪有毛”

毛泽东和朱德在相识之初，就在具体问题上发生过分歧。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书记。红四军里有相当一部分是跟着朱德从旧军队里走出来的，比毛泽东领导的以农民为主的秋收起义队伍战斗力要强。他们要求成立一个军委，这就产生了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

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写信给毛泽东，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还散布对朱德的流言蜚语，说他“拉拢下层”。毛泽东复信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朱德在一次会议上说：“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

这不叫‘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有人说我拉拢下层，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情况。”1929年9月，陈毅回到红四军传达中央的意见：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这就是“九月来信”，朱、毛两人各自做了自我批评。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确立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朱毛在这之后就没有大的分歧。

1935年8月20日，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要求继续北上。张国焘攻击中央的北上方针是逃跑主义，只有南下才是正确路线。他逼朱德表态，朱德说：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张国焘和他的追随者谩骂朱德是“老右倾”。朱德一言不发，等对方骂完，不慌不忙地讲道理。

毛泽东称朱德是“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席间，毛泽东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一直陪伴毛泽东的是任弼时

1931年4月任弼时从上海来到瑞金，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副书记。他屡次提到“狭隘的经验论”，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因为一年多前，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第二年的宁都会议，任弼时等苏区中央局成员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反对“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而这种错误观念“泽东表现最多”。

任弼时对事不对人。1931年，苏区中央局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时发生了激烈争论，任弼时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还发文章指出：“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全面抗战开始后第二年，中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接替王稼祥。1938年4月，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递交了1.5万字的关于中国抗战形势的报告大纲，肯定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7月，王稼祥准备启程回国，季米特洛夫约请他和任弼时谈话，郑重地对他们说：“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这标志共产国际认可毛泽东成为全党核心。

1940年3月，任弼时回到延安参与主持中央工作，协助毛泽东筹备召开党的七大。他协助毛泽东承担起延安时期党中央的大部分“家务”，为毛泽东专心研究革命理论和党的建设等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叶剑英曾称他为“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据《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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